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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我的翻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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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翻译肖洛霍夫和尼古拉耶娃的小说?应该说这同斯大林去世有关。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爱伦堡首先发表小说《解冻》,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个人迷信受到揭露和批判。尼古拉耶娃不久也在刊物上发表《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内容主要反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疾苦。译文在《世界文学》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时任青年团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同志特别关心,他立刻拿它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转载,号召全体团员向书中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当时《中国青年》的印数是三百万,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初版印数就达一百二十四万册,影响极大。

斯大林去世后,揭发批判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我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而托尔斯泰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因为这样,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在苏联文学中,肖洛霍夫被公认为托尔斯泰的继承人,说他在写作技巧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在思想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当年对肖洛霍夫的评价也是有分歧的,有人批评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宣扬人性论,不是社会主义作家。在中国当时同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我通过反复阅读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最伟大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应该首先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样,在五十年代,我就主要翻译他的作品。

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我翻译肖洛霍夫作品也从受到赞扬转变为受到批判。“文革”一发生,我就受到冲击,我被说成是肖洛霍夫的吹鼓手,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全家遭殃,我两次处于生死边缘,好容易才挺了过来。

“文革”结束后,我更加感到,像中国这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社会特别需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需要强调人对人的爱,因此下决心系统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于是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以上就是我的翻译经历。(作者:草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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